永远的美丽

听到噩耗是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电话里传来的是主任有些异样的声音：“朱颖和虎子遇难了！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北约用导弹袭击了中国使馆！”

记不清我是怎样慌乱地放下电话，又慌乱地走向门口。“遇难？！遇难？！”“遇难”是什么意思？！我努力在头脑中翻捡着想找出这两个字在“死亡”之外的其它含义。也许是受伤？也许是暂时的失踪？我试图和头脑中所有关于对遇难的常识性理解进行一次抗争。然而，短暂的思维混乱很快回归到理性。对于“死亡”这个我此时再也无法回避的事实的理解，已经狠狠地盘踞在我心头。

一瞬间我无力地倚在门框上，浑身战栗，眼前的视物被突然涌出的泪水模糊了。一年前那个坐在我对面的办公桌前的快乐的女孩儿，那个永远洋溢着朝气和绽放着热情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北约的罪恶轰炸下永远地殒灭了吗？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诘问。

朱颖，这个年轻和美好的名字，一如她年轻而美好的面庞，长久地在我心中浮现。我们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1994年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不久的我发现隔壁办公室里多了一张新面孔。这是个个头不高学生气十足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文静姑娘。同事告诉我，这是我们广告部新来的美编叫朱颖。这名字挺甜也挺乖的，我心里这样想，她看上去很普通，普通得有点儿独特。那是因为她学生般普通的外表在我们这个缺乏学生气，也不需要学生气的广告部倒显得独特。下班时我注意到她也坐了班车，而且她下车的地方离我下车不过两分钟的车程。我们都住在距报社所在的南城路途遥远的海淀。

在同一个部门里工作，又被同一辆班车载着每天得经过总共两三个小时的上下班的路程，我们很快地彼此熟悉了。也许是因为距报社这么遥远的地方居然还能碰到同一部门的“邻居”，我们彼此间又多了点心照不宣的关切。再就是我们很快了解到对方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相近背景，彼此就有些酸溜溜的欣赏（其实这正是我们这类人固有的可笑的弱点）。这在我们以后的交谈中获得了证实。

朱颖来到广告部后，除了负责美术设计，每天报纸的广告版面的版式设计就成了她的日常工作。她是个悟性极强的姑娘，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项工作她就驾轻就熟，应付裕如了。在我看来，这方面的工作中她好像从未遇到过困难。她从来表现出的都是自信和才能。后来她设计的广告作品接连几次获奖也证实了她在美术方面的修养和天赋。

每天在班车上度过的两三小时，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她。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学生气十足的22岁的孩子其实是个挺漂亮的姑娘。挺直的鼻梁，整齐的牙齿和那双天生爱笑的眼睛，挺不错地组合在一起。很快，我发现这个在报社里处处礼貌，举止得体，看似文静，有时甚至故作老成的姑娘，骨子里其实掩藏着极活泼的天性。她其实很爱说话，也很健谈，并且很善于表达她所想要描述的事物。说到极致，她有时简直就是喋喋不休了。这世上仿佛任何事情都能成为她感兴趣的话题，从她的家人到她的同学好友；从流行歌曲到影星球星；从穿衣打扮到吃饭睡觉；从美容保健到减肥秘方——只要不是国际政治（那时她甚至连南斯拉夫在欧洲的什么位置哪个半岛都还搞不清楚。她说她之所以没学文科就是她的地理成绩出奇的差。她坦率得可爱）。她原本也不到老成持重的年龄，像她这个年岁的女孩儿，本来也不该背负这类沉重的话题。刚从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她眼中的世界应该是充满着令人眩目的新奇事物，应该是五彩缤纷的绚丽。

不久，也许是和报社里的同事熟悉起来了的缘故，在她文静的伪装下好动的天性露出了端倪。

在45周年社庆的联欢会上，她的舞蹈天赋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啧啧称赞。从此，报社里的同志们都知道广告部有这么一个舞跳得很美的姑娘。她依然是处处礼貌，举止得体，不过少了许多故作的老成，却多了不少活泼的玩笑和调侃。

她喜欢孩子，她总是能和同事们带来的孩子打成一片。因为她自己就像个孩子，天性中永远少不了不泯的童心。在孩子们眼中，她其实更像个漂亮可亲的大姐姐。她能够和那些与她第一次见面的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地、热情高涨地玩耍而乐此不疲。

她很爱美，她喜欢照像，也喜欢对镜端详自己的美丽，然而她不会让自己的脸成为各种化妆品的实验田，她懂得青春的本色才是美的最丰厚的资本。

她永远是各种户外活动的热心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游泳、溜旱冰、爬山、打球、练健美操——她的存在永远让你觉得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年轻。

自然，她也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有她小小的自私和狡猾；她也喜欢搞几个并不过分的恶作剧。虽然她是广告部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的伶牙俐齿却常让那些喜欢在她面前倚老卖老的男同事们无可奈何。

这一切倒更使她显得可爱。她以她的坦诚和自信，聪明伶俐、调皮有趣，以她的天然去雕饰的美好性格赢得了报社内不同人群的好感，更赢得了那个她后来与之相伴走完了短暂人生中最壮丽的阶段的年轻记者许杏虎的心。

像大多数在这个年龄的城市女孩一样，朱颖也有她心目中的偶像群星：范志毅、刘德华、成龙、汤姆·克鲁斯，还有电影《飘》中扮演白瑞德的那个家伙。她也常常做梦，并且认真地把这些梦想袒露给我这个大她近10岁的姐姐和朋友。毕竟，她还没有长到让现实完全取代梦想的成熟。她也喜欢“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那首曾经让许多青春少女沉醉的歌。

她恋爱了，虽然这其中不乏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犹疑和摇摆，更不乏对功利与幸福的思索和对爱情与婚姻的追问。这个聪明的女孩儿最终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于是她嫁给了那个虽不算英俊却也高大的执著、沉稳的小伙子，那个宽厚得可以包容她的一切唠叨、不满和揶揄的小伙子，那个关键时刻表现出英勇果敢的小伙子。那时是1996年的秋季，一个收获的季节。

婚后的生活无疑改变了她原来对幸福虚幻飘渺的认识。结婚一年后的有一天，她对我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两人在一起那是一个家，每天回到家里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他们婚后第一个春天，我和朱颖改变了原来的工作性质转到外勤。在这种常常得与更多的人打交道的工作中，朱颖同样表现出她的自信。很多情况下，她常常比我这个大她10岁的人更多地显出灵活机智的应变能力和有条不紊的稳健作风，并且往往给和她打过交道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也常令我自叹不如。

这是她在离开祖国前和我一起工作的最后一年，也是我们之间感情愈加亲密的一年。她一定已经知道自己将要和虎子到异国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所以她的心情总是显出比以往更多的愉快。那是她对那种她无法预知的环境充满新奇感和期待使然。也许是她感到我们将分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她总是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要我和她一起活动。她说她自己太胖了，我又太瘦了，所以我们最好一起去参加健美操班，这样她能减肥，而我则可能因为食欲增加而增胖结实一些。于是我就同意了。反正和这个快乐得像弹簧一样充满活力的孩子在一起，我也觉得很开心。

春天里，她看到了青年宫可以自己亲自尝试制做陶艺品的消息，她又要挤出时间去，并且邀我和她一起玩一次。我还是和她一起去了。虽然我知道自己天生就不具备这方面的情致，可还是由衷地为她对生活表现出的热情而感动。

北京的夏天总是追赶着春天早早地来临，仲夏里，结婚还不到两年的他们离开了祖国。那个美丽、快乐的女孩是怀着最美好的憧憬离去的。